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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结合”等创新理论亟待学理化体系化，社会科学化研究是不二路径。本文基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发现，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而活力则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国家形态上，大一统国家经由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演化为由公共型政治领导力量建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得到有效维护;在政府层面，即在作为能动者的领导集团层面，“选贤与能”原则贯通了“士人政府”代表的传统儒家执政集团与“干部制”代表的当代使命型执政集团;在社会层面，即在作为能动者的民众那里，中国共产党发明的群众路线推动了传统的民本思想转型为民本主义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与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孕育的一种新文明形态，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的“先进文明”。这一发现的启示是，“第二个结合”是需要解放思想才能认识的认识论，历史政治学是“第二个结合”落地的方法论，作为新文明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呼唤新的国家理论。
国家安全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就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作出战略安排，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本文构建一个“态势感知-战略定位-策略行动”分析框架，分别从国家安全形势分析研判、国家安全工作位序确定和国家安全重点任务部署三个维度，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和发展过程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日趋复杂多样，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议题，积极推进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成为统领性的国家安全治理行动策略。由此，可以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和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以风险挑战更加复杂多样为新的安全形势判断、以国家安全成为重大战略议题为基本定位、以推进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总体行动策略的逻辑生成过程。
数智时代脱域、复杂和分化的社会环境，使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面临新的挑战。作为对一种理想社会模式的探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塑造受到现行社会治理两大支撑的技术制(technocracy)与官僚制(bureaucracy)的影响，二者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困境的发生逻辑。在冲突逻辑上，技术制的“技术性分权”冲击了原有官僚制清晰的权责体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面临复杂的权力主体和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权责日益模糊;同时，官僚制的层级节制会抑制技术制民主化的参与结构，社会治理共同体容易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呈现“泛行政化”状态。在融合逻辑上，技术制与官僚制存在工具理性的融合，使人际的温情关系和奉献精神在理性主义中被消解，社会治理共同体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同时，技术制与官僚制对人具有“祛发展化”的融合，社会治理过度关注数智技术的发展，而长期忽视了对人的能力的塑造，部分群体难以平等共享共同体的治理成果。对于这些问题，本文提炼了“集体行动之困”“民主参与之困”“权责同构之困”和“平等共享之困”四重类型，并从价值-结构-权责-能力发展建构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为推动现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持续建构提供参考。
数字技术不只是一次工具的变革，更是一场社会形态变革的工具，是数字社会治理到来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然而，现有研究对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解尚未形成共识，且较少关注其自身可能蕴含的范式变革。本文从技术工具与社会形态二元视角区分“数字化”社会治理与“数字社会”的治理，并且将其置于“以价值导向为基石，以主体间关系为网络，以权力分配为资源，以时空关系为结构，以风险形态为治理”的数字社会生态系统之中，阐述数字时代社会治理变革新范式。展望未来，数字社会治理需要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全球化与在地化平衡、研究范式变革等方面绘就行动与研究议程，进而最大限度治理好不可治理的社会。
政策执行是地方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政策执行方式变化能透视地方治理变革。“拉练”作为一种日益被广泛使用的政策执行方式，反映了地方政策执行愈发重视视觉技术的趋势。在以“看现场”为核心的视觉驱动的政策执行中，“拉练”通过设计现场、布置现场和评价现场，成为上级利用视觉技术来加强对下级政策执行过程控制的手段。“拉练”有效推动政策执行的机制在于从任务控制力度和任务性质两个维度实现了政策执行的可视化与重要工作的再排序。“拉练”的过度使用容易造成基层注意力分散，加重基层形式主义。
如何从源头和机制上为基层减负，确保有限治理资源能够被高效配置于经济社会治理关键任务，是当前国家治理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从分配性、建构性和后果性三个维度出发，系统梳理了基层政府承担的治理负荷类型和特征，深入分析其形成机制，并评估可能引发的非预期后果。基层治理负荷作为一种制度性成本，具有内部治理负荷与外部治理负荷双重面向，源于目标设定与权责配置、制度刚性与灵活性、治理规模与行政能力之间的张力。过度的治理负荷可能导致末端治理环节出现压力积聚，对政策执行造成负面影响。与国外“去行政化”和福利国家的减负策略不同，当前我国形成了“减负”与“增效”并行的基层减负模式，从源头出发明确基层政府的职责边界，聚焦“小切口”精简与优化行政流程，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基层行政能力，取得了显著效果。面向未来，应在前沿数字技术支撑下，进一步将制度改革与数字减负深度融合，形成合理均衡、持续有效的减负路径。
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政治概念为根基，形成契合中国国情的框架性知识体系。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表述概念，构建了一套契合中国历史文化、反映中国政治规律、解释中国政治实践的体系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提出是将中国共产党治理实践进行理论提炼、在概念研究领域展开的初步努力，其以哲学基础、建构主体、建构方法和指导原则为基本要素，形成了“语际跨越式”“创新扩散式”“目标导向型”“主体互动式”和“领导集体标识型”五种类型概念。在考察“唯物史观”“国家治理”“协商民主”和“精准脱贫”四个典型政治概念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的词项选择，在思想交锋中对概念要素的规范确证，在社会情境下概念价值的建构，以及在知识生产下概念意涵内生演化的建构逻辑。
推进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即确立和发展本土化制度政治学，是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着力点与重要生长点。本土化制度政治学是在批判继承本土历史资源和紧密关注社会现实的前提下，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场域的规则组织、结构模式及发展规律的现代知识体系。本土政治制度研究在古代中国形成鲜明学术传统，在近代中国经历科学化转向，并于当代中国取得显著进展，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供给了本土资源。本土化制度政治学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理念、传统渊源与发展历程、变革创新与微观运作为核心研究议题，逐渐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自主风格的新型研究范式，在研究对象上注重探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下的党和国家制度体系，在研究内容上一体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治理效能，在研究视角上立足现代社会科学的整体背景与学科交叉互动实态。
算法化社会转型进程的加速同步伴随着算法治理体系改革的深入，围绕算法技术创新应用而引发的关于政治影响的讨论，逐渐成为各领域的关注焦点。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两个视角对“算法政治”概念的研究谱系进行了分解，以简化政治、管理政治、主体政治三个类别建构了算法政治“三位一体”分析框架，解释了算法政治的本体内涵及其政治影响的生成机制。算法以形式理性对社会的简化，体现了分类逻辑并压缩了不确定性空间;算法与管理主义的融合，以架构和治理术机制影响了资源分配并推动了政治组织的形态变迁;算法从“工具”向“目的”的演化，推动了知识、劳动的分化进程并最终影响了权力结构格局。三者相互强化形成统一整体，由此构成算法政治分析的“中层理论”，算法治理的未来改革可在顺应或调整该趋势的过程中明确政治定位，并可基于该框架对具体的政策选择作出合理性辩护。
近年来，身份政治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新兴分析范式，挑战了传统利益政治范式的解释力。身份政治范式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界定:本体论层面，该范式以多元稳固的身份认同作为政治行为的基础，强调群体互动中的身份边界建构;认识论层面，身份认知由情感主导并通过与他者比较而形成，身份认知优先于利益判断;方法论层面，具有多学科视野与批判性视角，多通过质性方法揭示身份的社会建构。身份政治范式与利益政治范式在本体论(激情驱动的群体vs.理性驱动的个体)、认识论(身份情感认知不可通约vs.利益认知可理性协商)及方法论(质性分析vs.量化分析)等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身份政治范式在21世纪以来的兴起，既有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政治原因，也有西方政治学界自我反思的理论原因。虽然未能撼动利益政治范式的主体地位，但身份政治范式的兴起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呈现了新的研究前景。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绩突出，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为核心，呈现多维度研究视角，集中反映在《政治学研究》的系列成果上。这些成果从基本关系的角度展现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情况:在政党与人民关系中阐释其建构原理、关联机制与互动样态，在政党与国家关系中基于政党中心主义把握现代中国发展，在国族与民族关系中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以此呈现国家建设的基础命题;在政党与政府关系中探究党政统合的运转逻辑，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创构理论范式、描摹微观场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解码中央权威强固、地方活力有序、基层良政善治的大国之治，以此呈现国家建设的运行过程;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中走进历史文化深处探源政治文明基因，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中阐发中国开拓的人类现代转型新道路、政治文明新形态、生存发展新秩序，以此呈现国家建设的时空方位。
2025年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持续推进，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明赓续与再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国式民主、现代人民城市。这些研究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是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努力。
<正>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5·17”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政治学学科创新发展，中国政治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于2025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本次年会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主题，清华大学杨雪冬教授、山东大学方雷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佟德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倪星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张师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柴宝勇教授等6位学者作主题学术报告。会议同步推出由学会秘书处组织编写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研讨成果与调研发现展现了中国政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担当，清晰勾勒出学科发展的现状、方向与路径。会议主要观点及成果综述如下。
<正>由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办的“第二十二届中国青年政治学论坛”于2025年9月20日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来自全国50余所高等院校、党校、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国家治理与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题，深入探讨了国家治理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动力、路径与方法。
<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时代，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之一的政治学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通过自主知识的生产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来增强创新性，并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就显得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2025年11月8日《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在上海联合召开了题为“自主知识生产与中国政治学的分析范式”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以及《新华文摘》杂志社的多位政治学领域知名学者，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部署，聚焦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生产与分析范式变革中的新议题、新方法与新范式，展开了一场以重构学术共识为核心，兼具世界意识与中国特质、历史纵深与现实关切的深入学术对话。
<正>一、注释体例及标注位置文献引证方式采用注释体例。注释放置于当页下(脚注)。注释序号用(1),(2),(3)……标识,每页单独排序。二、注释的标注格式(一)著作的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页码/出版者/出版时间。责任方式为“著”时,省略“著”字,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引用翻译著作时,省略作者国别和译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应使用最新版本。(二)析出文献的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页码/出版者/出版时间。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相同时,省略文集责任者。